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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歷史沿革-秦漢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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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漢之際的社會狀況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但統治范圍尚未到達酒泉一帶,占據酒泉一帶的仍主要是烏孫、月氏、匈奴等民族。

烏孫是在玉門、瓜州、敦煌至天山以東一帶活動的游牧民族,是一個以牧業為主,兼事農業的民族。烏孫的社會組織與其他游牧民族一樣,是宗法的氏族部落組織,已進入階級社會。烏孫實行全民皆兵,平常的生產組織與戰時的軍事組織是完全合一的。20世紀70年代,甘肅省博物館文物隊在酒泉一帶發現騸馬類型文化遺存與我國古籍所載的難兜靡時期烏孫在河西活動的地區相吻合。出土陶器為夾沙紅褐色平底器,制作粗糙,多為素面,小件較多。在今敦煌南湖古董灘和瓜州雙塔水庫等地,還出土過這一時期大量的石刀、石斧等烏孫民族的遺物。后來匈奴占據其地。漢初,烏孫脫離匈奴的羈絆,向西遷徙,在伊犁河流域建立烏孫國。

秦朝初年,月氏攻殺烏孫王難兜靡,烏孫西遷,依附匈奴。月氏獨占河西走廊。月氏是羌族的一支,主要在敦煌以東至烏鞘嶺的廣大地區游牧,隨畜遷移,與匈奴同俗。月氏人許多部落結成聯盟,這種部落聯盟,已具有奴隸制國家性質。有了相對穩定的社會制度,人口的繁衍就會更加迅速。祁連山區水草豐茂,月氏人畜牧業得到發展,“羊肥乳酪好”。郭璞《山海經》注:“月氏國有大尾羊如驢,即羯羊也”。《西河舊事》云:“祁連山中冬溫夏涼,宜牧養,奶酪濃好,夏瀉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肅北縣巖畫刻有射獵、放牧、作戰等場景,動物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駱駝,還有大象、老虎等。豐樂口、嘉峪關黑山、瓜州、肅北馬鬃山遺存的大量巖畫,有秦漢時期烏孫、月氏、匈奴諸游牧民族的生活場景。秦代月氏逐漸強大,一度獨占河西地區,甚至擴張到東至隴右地區,西到塔里木盆地東部和天山東部地區。公元前203年前后,月氏被匈奴打敗,大部分遷至天山一帶。漢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年),匈奴攻殺月氏王。月氏再次西遷至伊犁河流域,后又遷至阿姆河流域,于公元1世紀建立了貴霜王國,史稱大月氏。留居于酒泉的小部分月氏人,依附羌人,史稱小月氏。

匈奴興起于河套陰山地區(今內蒙古狼山、大青山一帶),男子從小練習騎射,成年后盡為甲騎。平時以射獵禽獸為生活,戰時人人投入戰斗,組織嚴密,戰斗力強。畜牧業生產在匈奴經濟社會中占重要地位,主要牲畜為馬、牛、羊、駱駝、驢、騾等。在與中原各族的交往中逐漸出現了農業生產。手工業主要有制乳業、制皮毛業、制陶業、鑄銅業。匈奴人十分重視和漢人互通貿易,用他們的牲畜和皮毛與漢人的農產品、手工業品進行交換。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頓單于南征北戰,東擴西伐,領地空前擴大,控制著北到貝加爾湖,南到河套,東到遼河,西到蔥嶺的廣大地區,有“控弦之士三十余萬”,建立起了強大的民族政權。隨著奴隸制的形成和發展,匈奴的國家機構也日益完善。匈奴的政權機構分為單于庭(即首腦部),管轄的地區在其轄境中部;左賢王庭,管轄的地區在其轄境東部;右賢王庭,管轄的地區在其轄境西部,包括酒泉地區。單于是最高統帥,其部眾分為左右二部,以左右賢王統率。匈奴部落既是行政單位,又是軍事單位,精壯者皆為兵,由大將、大都尉、大當戶、骨都侯等24將分別統領,多者萬騎,少者數千騎,下設都尉、千長、百長、什長等官,逐級指揮。這些職位都由貴族世襲。隨著國家機構的形成,還出現了刑法和監獄。月氏西遷后,匈奴占據了河西走廊,成為匈奴右賢王的轄區。匈奴人利用豐富的天然草場,從事畜牧業生產。匈奴統治河西的中后期,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與中原王朝交往的增多,逐漸接受漢文化習俗。這一時期的酒泉,除了種植黍、稷、麥、菽等糧食作物外,還種植桑、麻、棗、韭、瓜、葵等經濟作物和菜蔬。使用鐵制農具,生產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手工業主要有制乳業、制皮毛業、制陶業、鑄銅業。由于游牧經濟其流動性特點,當時冶煉技術的發展還十分緩慢。當時與中原王朝的貿易往來已逐步頻繁,以牲畜和皮毛交換漢人的農產品、手工業品,商業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二)征討匈奴

西漢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帶仍被匈奴右賢王屬下的渾邪王所控制,并不斷襲擊中原,對漢王朝構成巨大威脅。漢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侵。漢高祖劉邦發兵親征,在白登山(今名馬鋪山,位于大同城東五公里處)中了匈奴的埋伏,白登山之戰使劉邦認識到,漢王朝兵力明顯處于劣勢,決定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漢王朝具備了反擊匈奴、安定邊疆的財力、物力,開始了征討匈奴的戰爭。

 西漢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帶仍被匈奴右賢王屬下的渾邪王所控制,并不斷襲擊中原,對漢王朝構成巨大威脅。

 漢高祖七年(前200年),匈奴南侵。漢高祖劉邦發兵親征,在白登山(今名馬鋪山,位于大同城東五公里處)中了匈奴的埋伏,被匈奴40萬大軍圍住,七晝夜不能突圍。后用陳平之計,劉邦及其部屬才得以突圍。白登山之戰使劉邦認識到,漢王朝兵力明顯處于劣勢,且經過了將近10年的戰亂,國力、民力都不能同匈奴抗衡。決定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漢王朝與匈奴結為兄弟,每年送去大批的絲綢、糧食、酒等物,以換取北方地區的安寧。在國內則推行“休養生息”政策。歷經“文景之治”,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漢王朝具備了反擊匈奴、安定邊疆的財力、物力,開始了征討匈奴的戰爭。

漢王朝對酒泉一帶的統治是隨著征討匈奴的勝利而實現的。其后,為鞏固西北邊防,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漢王朝又進行了多次征討匈奴的戰爭,涌現出一批杰出的軍事人才。

霍去病收復河西地區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年僅19歲的霍去病率騎兵一萬余人“出隴西”遠征河西,從隴西出塞,向西進入河西走廊,穿越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領地,經過了焉支山,在合黎山一帶同折蘭王、盧侯王領軍遭遇。在此戰中,霍去病慘勝休屠王,收復武威一帶。這次出征匈奴,霍去病了解了河西的地形地貌以及匈奴在河西的軍事部署,為再次大規模出兵河西創造了條件。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漢武帝又發動了第二次河西戰役。此次進軍匈奴兵分兩路,一路由博望侯張騫與郎中令李廣分道從右北平(今遼寧凌源西南)出發,尋找機會和匈奴左賢王作戰,以分散匈奴對西線的注意。另一路由霍去病與公孫敖率數萬騎分別從北地(今甘肅慶陽)出發,計劃由南北兩路合圍河西走廊的匈奴軍隊。但李廣率領的四千騎兵,被匈奴左賢王的四萬騎兵包圍,李廣率軍力戰兩日,雙方死傷慘重,后被張騫統率的萬余騎兵救出。公孫敖軍出北地后,擬走南路,經青海翻越祁連山進入河西,與霍軍南北包抄匈奴,由于迷失道路,未進入河西。只有霍去病率領的鐵騎從北地(即秦北地郡治寧縣之北)出發,一路向西奔襲。霍去病率精騎渡黃河后,沿沙漠南緣,向西北迂回至居延澤(今內蒙古額濟納旗北),又轉向西南,沿弱水(今甘肅納林河)轉向西南大破酋涂王,斬遫濮王等3萬余。兩次河西大戰使匈奴右部受到致命的打擊,還引起了匈奴統治集團的內部分化。元狩二年的秋天,匈奴單于因駐守河西的渾邪王、休屠王屢遭失敗,欲召回嚴懲,渾邪王、休屠王于是預謀降漢。漢武帝害怕渾邪王等人詐降襲邊,于是派霍去病去迎降。休屠王突然反悔,想率部下逃走,渾邪王殺了休屠王兼并其眾。霍去病與渾邪王會合,幫助渾邪王殺了不愿意投降的8000余人。渾邪王及休屠王的部下4萬余人投降漢朝。漢王朝把4萬匈奴降眾,分別安置在秦長城以北,黃河以南的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之地,號為“五屬國”。 

河西之戰徹底摧毀了匈奴的有生力量,河西地區自此納入了西漢王朝的統治范圍。

 李廣利初征西域  河西四郡建立后,匈奴的入侵并未停止。漢武帝聽說西域大宛國產良馬,名為汗血馬,便派遣使者前往購買,但每次所派使者均被大宛人所殺,錢物被搶。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漢武帝封李廣利(?~前88年)為貳師將軍,命其率眾數萬攻貳師城。但路途遙遠,又多是高山大漠,所過城池嚴閉,不給漢軍提供食物。貳師城久攻不下,士卒逃亡、死傷者十之六七。李廣利被迫撤兵,回到敦煌,途中來去兩年,損失慘重。武帝震怒,下令退入玉門關者立斬。太初三年(前102年),武帝又命李廣利率精兵6萬進攻大宛。組織牛10萬頭,馬3萬匹,驢、駱駝萬余運送糧草軍資,又增調甲卒18萬為后援,始攻入大宛外城。大宛以漢朝退兵為條件,送良馬3000余匹。西域各國聽說比他們強大的大宛國被漢朝大軍擊敗投降,大為震驚,紛紛派自己的子弟隨從漢軍去向漢武帝納獻貢物,并且讓他們留下來充當人質。

 李陵孤軍戰匈奴  漢武帝太初、天漢年間(前104年至前97年),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屯駐酒泉、張掖二郡,防備匈奴入侵。天漢二年(前99年),漢武帝討伐匈奴,欲派李陵負責后勤工作。李陵主動請求以自己的五千人獨當一面,以少擊眾,武帝批準其請求。李陵率其部卒出居延塞(額濟納旗)以北千余里,行軍三十日到達浚稽山南的龍勒水(今蒙古國西部),將沿途所過山川地形繪成地圖,命令陳步樂攜圖飛報朝廷。此時,李陵大軍和匈奴單于三萬人遭遇。李陵五千余人數次挫敗匈奴進攻,單于急調匈奴兵八萬追擊李陵。漢軍且戰且退,所殺傷匈奴已超過自己兵力的總數,單于驚恐萬狀,準備潰逃,部下力勸,才又繼續追擊。李陵也因孤軍深入,給養發生很大困難。漢軍沿龍城故道向東南方向退卻,四五日后已接近漢邊塞。李陵用樹木作掩護,射殺數千追兵,且緹侯單于見李陵日夜兼程南撤,懷疑漢軍在邊塞伏有重兵,想停止追擊,群臣力勸單于不能撤軍。這時的漢軍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在李陵的激勵下,士卒前仆后繼,一日與匈奴交鋒十余次,射殺追兵兩千多人。單于見屢屢受挫,又想撤兵,恰一漢軍士卒因被校尉欺辱,將漢軍前無援兵,箭矢糧草將盡的底細全部告訴匈奴單于。單于命令急攻漢軍。等到漢軍撤至仡汗山(約位于居延澤正北方)口附近時,士卒尚有三千人,但箭矢射盡,兵器盡毀。進入峽谷之后,李陵命令士卒分散突圍,到遮虜障會合。李陵眼見全軍覆滅,“再也無顏回報陛下”。于是投降匈奴,殘余部眾分路突圍,只有四百余人逃回漢塞。

 竇固征服車師王  東漢永平年間(58~75年),北匈奴多次進犯河西地區。明帝決定效法漢武帝,“擊匈奴,通西域”。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任命竇固為奉車都尉,與耿秉等人率軍屯涼州。東漢永平十六年(73年),竇固及其副將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三郡甲卒和盧水羌胡兵共一萬兩千騎,從酒泉出發,向天山地區進擊,目的是奪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破車師(今新疆吐魯番地區),控制東漢通西域的要道。因北匈奴采取躲避退讓策略,致使漢軍除竇固一路戰績較大外,其余三路皆無功而回。竇固、耿忠軍進入天山地區,襲擊了匈奴呼衍王部,呼衍王大敗而逃。漢軍追至蒲類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了伊吾盧城。同時,竇固派遣假(代理)司馬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從外交上爭取西域諸國,破壞北匈奴與西域諸國的聯合,以配合軍事進攻。次年十一月,竇固與耿秉及騎都尉劉張合兵一萬四千騎,出敦煌昆侖塞,再次兵伐天山,擊破盤踞白山的北匈奴軍于蒲類海上,進而兵臨車師。車師分前、后兩部。耿秉率軍北上,擊敗車師后王,虜獲牛馬10多萬頭。車師前王降漢。至此,漢與西域的交通在中斷60多年后又重新恢復。

 班超平定西域  東漢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投筆從戎”,隨奉車都尉竇固出兵攻打匈奴,在軍中任假司馬(代理司馬)之職。他率兵進擊伊吾,戰于蒲類海,斬俘頗多。竇固賞識他的軍事才干,派他和從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先到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無畏精神激勵部下,夜襲匈奴使團,殺死匈奴使者,對鄯善王曉之以理。鄯善王表示愿意歸附漢朝,并且同意把王子送到漢朝作人質。班超完成使命,率眾回都。漢明帝很欣賞班超的勇敢和韜略,認為他是難得的人才,對竇固說:“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后漢書·班超列傳》)班超等人再次向西域進發。當時,匈奴人派使者駐在于闐,名為監護其國,實際上掌握著該國的大權。且于闐巫風熾盛,班超借機殺死神巫,對于闐王曉以利害,責以道義。于闐王早就聽說過班超在鄯善國誅殺匈奴使者的作為,頗為惶恐,當即下令殺死匈奴使者,歸附漢王朝。隨后,班超又平定疏勒(今新疆喀什)。至此,班超兩次出使西域,憑借他的智勇,先后使鄯善、于闐、疏勒三個王國恢復與漢朝的友好關系。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75年),漢明帝去世,焉耆國乘漢王朝大喪的機會,圍攻西域都護,殺死了都護陳睦。班超孤立無援,而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溫宿、阿克蘇一帶)等國也屢屢發兵,進攻疏勒。班超跟疏勒王忠互為犄角,首尾呼應,據守架橐城一年多。東漢章帝建初元年(76年),章帝即位,朝廷認為陳睦已死,擔心班超獨處邊陲,難以支持,下詔命班超回國。班超受命將歸,疏勒舉國憂恐。都尉黎弇說:“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后漢書·班超列傳》)說罷,拔刀自刎而死。班超率部至于闐,于闐國王侯百姓都放聲大哭,他們說:“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后漢書·班超列傳》)不少人還抱住班超的馬腿苦苦挽留。班超自知于闐父老決不會讓他東回,而他也想留在這里,完成他立功異域的宏愿,便毅然決定,不回漢朝,重返疏勒。疏勒有兩座城在班超走后,已經重新歸降了龜茲,并且與尉頭國(今新疆阿合奇)聯合起來,意圖大亂。班超捉捕反叛首領,擊破尉頭國,殺六百余人,使疏勒恢復安定。東漢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疏勒等國士兵一萬多人,攻破姑墨,斬首七百級,孤立了龜茲。東漢章帝建初五年(80年),班超上書給章帝,分析西域各國形勢及自己的處境,提出了平定西域各國的主張。班超在書中首次提出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漢章帝知班超功業可成,非常滿意,命徐干帶領一千人去增援班超。徐干到達疏勒,與班超一起平息了叛亂。至東漢和帝永元六年(94年)夏,西域五十多個國家都歸附了漢王朝。班超在西域活動長達31年,平定內亂,外御強敵,保護西域的安全和絲綢之路的暢通,但久在邊疆,年老思土,上書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獲準返回。

 班勇平定車師六國  班超東返后,匈奴車師部屢次侵河西,中原和西域聯系一度中斷。東漢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朝廷復派班超之子班勇為西域長史,率兵500多人西屯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延光三年(124年)七月,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騎兵6000人,打敗車師后部王子,俘8000余人、馬畜5萬多頭,平定了車師六國。東漢順帝永建二年(127年),班勇和敦煌太守張朗分南北兩道夾擊焉耆。班勇率西域兵4萬余人由南道進軍,張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人從北道出擊,焉耆投降,西域復通。

敦煌太守擊潰西域匈奴  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37年),北匈奴再度南侵。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三千人前往進剿,大獲全勝。當時西域人民為裴岑勒石紀功,碑文曰:“東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衍王等,斬馘行部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災,蠲四郡之害,邊境艾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呼衍王又侵伊吾,伊吾屯兵損失慘重。敦煌太守司馬達率敦煌、酒泉、張掖吏士4000余人前往救援,一舉獲勝,匈奴遠遁。

(三)張騫出使西域

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為聯絡月氏夾攻匈奴,派張騫出使西域。張騫率百名勇士,從長安出發,以甘父為向導,開始了被史書稱為“鑿空”的探險活動。他們經甘肅南部的隴西郡(今甘肅臨洮),渡過黃河進入匈奴控制的河西。為避開匈奴耳目,他們晝伏夜行。在行至河西走廊西部的沙漠地帶時,因迷路碰上匈奴大隊騎兵,被扣留十年。100名使者全部被罰作奴隸,放牧牛羊。匈奴千方百計對張騫誘降,將匈奴女子嫁給他,張騫“持漢節不失”。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張騫伺機逃出匈奴地界,沿天山西北過伊犁河,到達大宛國(今烏茲別克費爾干納一帶)。大宛農牧業發達,盛產稻麥、芝麻、大蒜、胡蘿卜,還有大宛汗血馬和苜蓿、葡萄等。大宛國王早聞漢朝富庶,渴望和漢朝獨立交往,只是道路遙遠,且有匈奴阻隔,未能如愿。大宛國王得知張騫西行的意圖是聯絡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便派譯員和向導,護送張騫經康居(今錫爾河以北咸海和巴爾喀什湖之間),一直到大月氏。當時,大月氏已經占據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生活安樂,不愿與匈奴作戰。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張騫經過艱苦跋涉,終于回到長安。張騫此次出使西域,雖未能達到聯絡大月氏共同對付匈奴的目的,但了解到了西域和匈奴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風土人情。

 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次西行由酒泉、敦煌入西域。張騫一行三百多人,帶著重禮到達烏孫駐地伊犁河流域,企圖說服烏孫返歸故地。但烏孫已定居水草豐美的伊犁河流域,不愿東歸。因常受匈奴威脅,愿意和漢朝結親,共同對付匈奴。漢朝把細君公主嫁給烏孫王昆莫為右夫人,雙方友好相處幾十年。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通了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原與西域的經濟文化交流。

(四)設立兩關、修筑塞垣

漢武帝收復河西地區,建立酒泉郡后,在敦煌設立了陽關和玉門關兩個軍事關隘。

玉門關,俗稱小方盤城,位于現在敦煌市西北約90公里,是西漢玉門都尉的治所。現存玉門關城垣完整,黃土版筑,略呈方形。南北長26.4米,東西長24.5米,殘高9.7米,基厚4.9米。西、北面各開一門,形如土洞。

陽關,位于敦煌城西南70公里的“古董灘”上,因在玉門關之陽而得名。也是通往西部的關卡,都尉治所。

 陽關、玉門關都是通往西域的門戶,長年駐重兵把守。

為了保障河西走廊安全,防止匈奴入侵,西漢王朝組織了修塞垣、筑亭障的浩大工程(漢代稱長城為塞垣。《漢書》又稱居延的一段長城為“遮虜障”)。漢武帝在十多年時間內,征集數10萬人,先后四次將秦長城由隴西沿河西走廊向西、向北沿伸。西到鹽澤(今新疆羅布泊,又稱蒲昌海),北到居延海(今內蒙額濟納旗境內),呈丁字形,全長三千多公里。第一次是漢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由令居(今永登)筑塞西至酒泉;第二次在漢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由酒泉筑塞至玉門關;第三次在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由酒泉郡沿弱水(今黑河)向北筑塞至居延澤;第四次在漢武帝天漢年間(前100年~前97年),由敦煌向西筑塞至鹽澤(今新疆羅布泊)。使漢長城在秦長城的基礎上向西延伸了3275公里,成為一條貫穿漢朝北疆東西的防線。在鹽澤以西沿孔雀河,還修筑了連續不斷的烽火臺,直至西域都護駐地烏壘(今新疆輪臺縣境)。

“亭障”,是長城沿線構筑的軍事守望據點。長城沿線每隔五里建造的小城堡叫“亭”或“燧”。再隔若干個“亭”或“燧”,有一個大的城堡叫“障”。亭障上設有放出警報的信號——蓬火,因此又稱烽燧。“謹侯望,通蓬火”是漢代邊塞亭燧的主要職責。烽火臺遇敵警發出信號的稱為蓬火。住在亭障上的士兵要哨探敵情,稱為“斥候”,一但有警,隨時向后防發出警報信號。當時的報警信號基本上分為四種,一是烽表,就是用紅布和白布縫成帆狀物,當匈奴入侵時則懸掛在亭障的高竿上。按入侵者的多少及遠近而增減數量,一燧掛烽,它燧照傳。后防的士兵即可作好自衛準備。二是烽煙,就是焚薪取煙。亭障有煙筒,焚薪之煙通過煙筒直上天空,使遠方望見,這是敵情比較緊急發出的信號。三是苣火,就是夜間將點燃的柴束,懸上高竿,也根據入侵者多少及遠近增減數量。四是積薪,就是在敵情最嚴重時,把大堆的柴束點燃,以表示情況緊急,這一信號出現,說明要開戰了。西漢的這種報警辦法,可以日傳千里,據歷史學家向達先生在《敦煌考古》一文中估計,敦煌距長安四千余里,大約兩三天就可到。20世紀,陸續在敦煌、居延、肩水金關發現關于烽火制度的簡牘,其中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發現的《塞上烽火品約》最為完整。

邊境塞、亭、障、燧的外圍有偵跡和防護設施。偵跡設施一種是天田,就是在邊境山口、渡口或敵軍來犯必經之地,挖出闊一丈、深二尺的溝,用細沙或細土填入,將其表面刮抹平整。巡邏的士兵檢查天田,看見人馬痕跡就可以判斷來敵的數量。這種天田也布置在塞墻外側,稱天田和塞,從而形成一條連綿不絕的偵跡線。另一種是柃柱懸索,就是在沿邊塞線埋設一系列木柱,在柱間橫拉細索,稱為懸索。亭燧兵卒觀察天田和柃柱懸索,就可以偵知敵軍或其他人非法入境的情況。防護設施是為了保障邊塞安全的,有虎落或強落,為城障烽燧外圍的屏障,對敵騎可以起到一定的阻礙作用。考古發現酒泉境內的虎落,有的是由柳條編成的一道籬笆墻,外表還要涂泥,以防被敵人焚毀。另一種叫鹿角,就是將木桿的一頭削尖,以60厘米~70厘米的間隔,呈三角形垂直埋設于城塞、障、燧基腳周圍,一般為四行,從而在邊境防御設施之外又形成一道寬數米的保護帶。另外還有非常屋、回門、懸戶、辟門蒺藜、木菱、關門墼等。非常屋是密室或暗門復道以備緊急情況時隱蔽或撤退之用。回門指迂回曲折的門徑、門戶,以便保護門戶,限制敵軍的進攻方向,便于內部拒守,是保衛烽燧尤其是門戶的特殊裝置。

住在亭障的戍卒,除警戒敵人外,還從事各種農業生產活動。這些戍卒都是由農民中的壯丁組成,每個亭或燧住著幾十名到一二百名戍卒,由“侯長”或“燧長”管理,障里住的戍卒,由“侯官”統率。各侯官又由郡城或縣城等地的都尉管轄。從居延出土的漢簡可知,僅居延都尉管轄下的亭障就有一百多個。

(五)地方行政機構

 西漢收復河西地區后,先后設立酒泉、張掖、敦煌、武威四郡,史稱“河西四郡”。關于河西四郡設立的時間,史學界觀點不一,我們贊成酒泉郡建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敦煌郡和張掖郡建于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威郡建于地節三年(前67年)之說。河西四郡的設置對后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首先,河西四郡的設置使河西成為“斷匈奴右臂”的戰略基地,加強了西漢的防御能力,推動了西域各族與漢朝聯合對抗匈奴的進程。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向北可以直接出擊匈奴腹地,向南可以隔絕匈奴與南羌的聯系,縮短了漢朝和西域之間的距離,加強了與西域各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系,這就為漢朝聯合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提供了有利條件。其次,河西四郡的設置為絲綢之路的暢通提供了條件,促進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漢朝在當地大力經營開發,使此地由原來落后的畜牧業地區逐漸轉變為一個新興的農業區。

關于酒泉郡名稱的起源,西漢東方朔《神異經·西荒經》中說:“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樽,一樽復生焉,與天同休無干時”。《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條下注:“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酒泉”之稱由此而來。另有民間傳說:西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在酒泉大敗匈奴。漢武帝派人千里迢迢送來一壇御酒,犒賞將軍。霍去病認為打了勝仗,功在全軍將士,御酒不能獨享。但酒少人多,不足分配,便傾酒于城邊泉中,與眾將士共飲。于是稱此泉為酒泉,以后被用作地名。

  漢武帝時,實行郡、縣、鄉、里四級管理機構。為加強對地方的監察,分全國為十三個刺史部,刺史部是監察區,每個刺史部監察幾個郡。酒泉郡、敦煌郡隸屬涼州刺史部。涼州刺史部治所設在隴西(今甘肅臨洮)。郡的最高首長為太守,掌管郡的治理,總攬民政、財政、司法、教育及兵事。太守之下設長史,掌兵馬,必要時也可代理太守行事。

西漢時酒泉郡轄祿福、表是、樂涫、天阝衣、玉門、會水、池頭、綏彌、乾齊九縣,包括今肅州區、金塔縣、玉門市和瓜州縣的一部分。祿福縣在今肅州區西部,酒泉郡治所在今肅州城區。表是縣在今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明花區新墩子城。樂涫縣在今肅州區下河清鄉皇城。天阝衣縣在今玉門市西南昌馬盆地。玉門縣在今玉門市赤金堡古城。會水縣在今金塔縣金塔鄉西古城。池頭縣在今玉門市花海鄉政府西略偏北13.5千米處畢家灘古城。綏彌縣在今肅州區東臨水鄉。乾齊縣在今玉門市玉門鎮。

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在酒泉西部設置了敦煌郡。“敦煌”名稱的由來就目前研究成果來看,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因其繁盛而得名。東漢應劭在《漢書·地理志》中注釋:“敦,大也。煌,盛也”,認為這個地方對開發廣闊的西域地區有重要作用,故名敦煌。二是少數民族語的簡譯。

 西漢敦煌郡轄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和龍勒6縣。敦煌縣治所在今敦煌市黨河西岸,僅存遺址。現敦煌城在黨河東岸,為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敦煌郡治所在敦煌縣,設有兩個都尉和兩個關都尉,宜禾都尉治昆侖障,中部都尉駐步廣候官,玉門都尉治玉門關(今敦煌市西北馬圈灣遺址),陽關都尉駐陽關(今敦煌市陽關鎮)。地域范圍包括今陽關、玉門關以東,疏勒河以西,即今敦煌、肅北蒙古族自治縣、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和瓜州縣的一部分,面積約8萬平方千米。冥安縣治所在今瓜州縣橋子鄉南鎖陽城,東北4.5千米處的南岔大坑古城。冥安以水得名,冥水即今疏勒河。效谷縣治所在今敦煌市東北,敦煌遺書《沙州都督府圖經》說:“古效谷城在州東北三十里,是漢時效谷縣。”淵泉縣治所在今瓜州縣三道溝鎮一帶。廣至縣治所在今瓜州縣南破城子。龍勒縣治所在今敦煌市陽關鎮,包括西湖及阿克塞一部分,因縣南180里有龍勒山而得名。

 公元8年,王莽稱帝,改國號為“新”。“新”政權沿用郡縣制,設輔平郡(原酒泉郡)、敦德郡(原敦煌郡)。輔平郡駐顯德縣,領顯德(原祿福縣)、樂亭(原樂涫縣)、蕭武(原會水縣)、輔平亭(原玉門縣)、測虜(原乾齊縣)、表是、天阝衣 、池頭、綏彌9縣;敦德郡駐敦德亭(原敦煌縣),領敦德亭、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六縣。

  公元23年2月,西漢宗室劉玄在堉陽稱帝。公元24年2月,王莽時期的流水將軍竇融率部投降劉玄,請求經營河西,被任命為張掖屬國都尉。同年,劉玄領導的起義軍推翻了王莽新朝。公元25年,皇族后裔劉秀先后打敗其他割據勢力,建立東漢政權。隗囂勸劉玄歸政于光武,劉玄不聽。隗囂等逃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河西五郡太守梁統(武威)、庫鈞(金城)、史苞(張掖)、竺曾(酒泉)、辛彤(敦煌)等人推舉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建立起河西割據政權。光武初,隗囂、竇融懾于東漢的軍事力量,先后都曾表示歸屬東漢,但實際上并不聽從東漢政權的管轄。隗囂企圖乘東漢初立,政權尚不穩固之機,以隴右、河西為基地,圖謀建立自己的霸業。但是占據河西的竇融,并不甘心聽從隗囂擺布。建武五年(29年),竇融遣使洛陽,表示歸屬東漢政府。東漢王朝授竇融為涼州牧,令其從西邊牽制隗囂。建武九年(33年),隗囂病死,其子隗純繼位。建武十年(34年),竇融與東漢聯兵東西夾擊隗純,隗純投降。光武帝封竇融為安豐侯,仍舊管理河西。建武十二年(36年),光武帝詔竇融入朝,先拜為冀州牧,后又升為大司空,位列三公,參預朝政,成為光武中興的重要功臣之一。

東漢時期,刺史部正式成為州一級行政機構。實行州、郡、縣、鄉、里五級行政體制。酒泉境內設酒泉、敦煌兩郡,隸涼州刺史部。酒泉郡領祿福、樂涫、會水、玉門、延壽、表氏、沙頭、安彌、乾齊九縣;敦煌郡領敦煌、效谷、廣至、淵泉、龍勒、冥安六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設立九州,涼州刺史部撤銷,合并于雍州。” 

(六)漢代經濟

移民實邊  酒泉設郡后,西漢王朝實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實邊。據文獻記載,若是“關東下貧”的移民,就會得到官府的扶持和接濟,包括“募徙貧民,縣次給食。到徙所,賜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種、食”,減免租賦,并“予冬夏衣……能自給為止”。同時為加強屯田的管理,西漢王朝在酒泉設農都尉、護田校尉、侯農令、守農令、勸農椽、倉長、倉佐、倉曹史等官職。農都尉是一個屯田區的最高長官,其他田官都在農都尉的管理之下。漢簡中記載,敦煌屯田在今敦煌市的西水溝、東水溝和安西縣的蘆水溝下游綠洲;玉門關外大煎都侯官轄境(即今敦煌市榆樹泉盆地東部),宜禾都尉所轄的宜禾、魚澤侯管區(即今敦煌安西交界一帶地區);陽關都尉所屬的渥洼水西岸地區。《敦煌漢簡》記載,每畝產量為一石左右(約115市斤左右),和西漢中原地區畝產量大體相等。屯田者使用的土地、農具、籽種、耕牛及所需的糧食、衣物、零星錢都由政府供應。西漢王朝對屯田者實行完全供應制,屯田者耕種國家土地,為國家服勞役,納力役地租。屯田生產的收獲物全部上交給朝廷,以供邊軍和往來于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和商人食用。

 屯田勞力,一是原有居民。朝廷鼓勵他們開荒屯田,發展生產。二是戍卒。漢王朝采取亦兵亦農、且田且守的戍邊措施,組織戍邊士卒開展大規模的屯田。屯田戍卒分為田卒、河渠卒、守谷卒等,他們都來源于戍邊軍士。屯田戍卒有一定期限,一般為一年,屯田者每人耕種土地約二十畝。《史記·平淮書》記載“初置張掖、酒泉郡,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三是移民。移民多來自關東各郡,“關東下貧”占絕對多數。“關東下貧”,指潼關以東的陜西東部、河南、山東、河北一帶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還有征來的良家子弟、應募士、刑徒、謫卒和失去官職的人。朝廷對著籍的移民管理,采用什、伍編制,分屬郡、縣、鄉、里進行管理。隨著大批移民的遷來,酒泉人口迅速增加,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 

 西漢王朝重視水利建設。武帝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現寧夏一帶)、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司馬遷《史記河渠書》卷29)。居延漢簡有甲渠、臨渠、廣渠等名稱,還有專門從事治渠引水的“河渠卒”。據《水經注》記載,敦煌人索勵率兵千余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縣米蘭)屯田時,曾調集鄯善、焉耆、龜茲等地士兵三四千人,攔截發源于昆侖山的注賓河,掘渠分水、灌溉農田。他還把“井渠法”推廣到新疆和河西走廊。漢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四月,西域烏孫國發生內亂,漢王朝派將軍辛武賢(后任酒泉太守)率兵一萬五千人到達敦煌,“通渠積谷,欲以討之”。他在敦煌縣南的黨河開鑿六條渠道,流入疏勒河,輻射數百里,灌溉大片農田,“民得其利,畜積有余”。敦煌地勢平坦、水源充足,冥安有冥水和籍端水(今安西榆林河),由南向北流入冥澤,灌田數千頃,龍勒縣(今敦煌縣西南)有氐置水(今黨河)流經敦煌東北,下流分許多支流,灌溉十分有利。

 大規模的屯田,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經驗,引種了中原品種繁多的農作物。漢簡中記載的農作物品種有麥、大麥、粇麥、穬麥、谷、糜、秫、胡麻等,還有種植蔬菜和果類的記載。漢武帝末年,趙括發明的代田法,在邊郡和居延首先推廣。由于重視水利興修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酒泉、敦煌糧庫充足,戍邊力量大大加強。

竇融經營酒泉時,命各州縣設立田官,組織墾荒,并給耕種者發給官牛、種籽和農具。鼓勵修理溝渠,發展水利。動員敦煌人民整修魚澤鄣,引澤水灌溉農田,使麥谷連年豐收。組織酒泉人民修筑渠道,把祁連雪水引入平川。竇融頒布“吏民毋得伐樹木”的禁令,要求民眾保護樹木,保護環境。酒泉一帶牛馬除用于軍事之外,還用于農業生產。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光武帝下詔“毋得屠殺馬牛”。這些措施推動了酒泉農業的發展。西漢王朝統轄酒泉后,針對河西地區地曠人稀的現狀,實施了大規模的“移民實邊”,遷中原數十萬人來酒泉及河西地區進行農業開發。西漢王朝對移民實行供應制,土地、農具、籽種、耕牛及所需的糧食、衣物、零用錢都由政府供給,所產糧食按比例上交,以供邊軍。移民多來自關東各郡,“關東下貧”占絕對多數。所謂“關東下貧”,是指潼關以東的陜西東部,河南、山東、河北一帶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還有征來的良家子弟、應募士、刑徒、謫卒和失去官職的人。大規模的移民屯田,帶來了中原先進的生產技術、經驗,引種了中原品種繁多的農作物。漢簡中記載的農作物品種有麥、大麥、粇麥、穬麥、谷、糜、秫、胡麻等,還有種植蔬菜和果類的記載。漢武帝末年,趙括發明的代田法,在邊郡和居延首先推廣。由于重視水利興修和先進農業技術的推廣,酒泉、敦煌糧庫充足,戍邊力量大大加強。

 商業貿易  自西漢開通絲綢之路之后,西域各地土特產,如大宛馬、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物源源不斷地傳入酒泉,由酒泉傳入中原。中原的蠶絲技術、冶煉技術、鑿井技術、思想文化,酒泉的桃、杏等園藝技術也隨著中國商隊由酒泉傳向西方,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發展。

 王莽時期,對邊疆各民族采取凌辱和欺壓的政策,降低西域各國少數民族首領的政權規格,“盡改其王為侯”,把匈奴單于改為“降奴單于”。1979年,在敦煌馬圈灣出土的漢平帝到王莽時期的一百多枚漢簡中,就有把匈奴稱為“共奴”、“恭奴”,并貶王為“亡”的記載。王莽的這些政策,導致西域各民族的強烈反抗,紛紛斷絕與中原的來往,并不斷對沿邊各地進行襲擾。此后,西域又被匈奴控制,絲綢之路時斷時續。

 竇融時期,對少數民族實行“懷輯”政策(懷,懷柔;輯,和睦),“河西翕然歸之”;建武六年(30年),竇融發布文告,允許秦胡和盧水胡人,從事“畜牧田作”,不派遣他們服勞役。在商業貿易方面,允許少數民族攜帶自己的產品,前往郡縣等地市場,同漢族進行商品交易。竇融針對“河西殷富、民俗質樸”的現狀,任用為官清廉的梁統等人管理地方事務,減輕刑罰,興修水利,獎勵耕織,通貨羌胡,使河西成為經濟繁榮,交通方便的地區。當時,盡管天下紛亂,“唯河西獨安……通貨羌胡,市日四合”,商業交換繁榮。

 班超經營西域三十多年,使“西域五十余國,悉納貢內附”。班超返漢后,北匈奴的殘余勢力又乘機控制西域各國,并不時威脅敦煌、酒泉。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長史索班招撫車師前王和鄯善王降漢,恢復西域與中原的關系。延光三年(124年),西域長史班勇平定車師六國。永建元年(126年),班勇降服焉耆。后來相繼任敦煌太守的裴岑、司馬達等人,繼續抗擊匈奴,取得了一系列的勝利,確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和邊境的安定。

手工業  漢代是酒泉手工業發展的重要時期。漢武帝時期,鐵農具等先進的生產技術逐步傳入并迅速推廣到酒泉各地。東漢時期,鐵農具的使用更加普遍。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就出土了230余件鐵制生產工具。敦煌馬圈灣等漢代遺址中也有鐵農具出土。說明當時酒泉一帶人們已掌握冶鐵技術和鐵器加工技術。

在酒泉下河清等漢墓中還出土了陶紡輪等紡織工具,說明漢代酒泉紡織業已普及。麻布則是當時常見的衣物原料,漢簡中麻布及其制品的記載很多,在敦煌馬圈灣遺址和懸泉置遺址都發現了很多麻布及用麻布制作的鞋、襪、帽和鎧甲襯里等。

 毛紡織和皮革加工是漢代最具特色的手工業。在敦煌等漢代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褐、毯、氈墊、氈靴等毛織品和皮革制品。有些毛毯的制造已和今天的技法相同,“毛組織的密致和花紋的生動鮮麗,表明了當地高超的毛制水平”(《絲綢之路上的漢唐織物》,新疆人民出版社,1973年)。皮革不僅用于制作衣服、鞋帽和刀鞘等,在河谷地區還用來制作渡船。

 竇融時期重視發展交通運輸業,把大木輪車作為重要的運輸工具,把馬匹作為牽引大木輪車的主要動力。建武八年(32年),竇融出征隗囂時,曾出動馬拉大木輪車“五千余輛”;建武十二年(36年),竇融前往洛陽晉見光武帝時,用于載運財物的馬拉大木輪車“千余輛”。

 東漢時期,酒泉一帶的陶器、木器制作與使用較為廣泛。在各地的考古發掘中,有大量的陶器或陶碎片,造型優美,種類繁多。在酒泉下河清1號漢墓附近,還發現有五座燒磚窯址。

經過兩漢400多年的開拓、開發和經營,酒泉初步形成了農業與畜牧業并存、手工業和商業互補的經濟格局,保證了漢代邊疆地區的安定和兩漢政權的穩固,也為后來西北地區的開發奠定了基礎。

(七)漢代文化 

兩漢時期,酒泉成為“天下要沖,兩漢藩衛”。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中亞各國和中原文化在這里集聚交融。特別是中原仕人的遷入和西域的佛教、哲學、音樂及舞蹈藝術傳入酒泉,對酒泉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形成了風格獨特的酒泉文化。

 文化教育  漢武帝時,“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尊儒術而明經學”,酒泉、敦煌開始創辦學校教育。兩漢之際,中原動蕩,不少仕人豪族避居河西,先后遷往酒泉、敦煌的名門望族有索、張、范、閆、曹等大姓,除擁有雄厚的財富外,還有深厚的儒學淵源,他們在當地收徒講學,推動了酒泉文化教育的發展。

 從中原遷往酒泉、敦煌的文化世族,帶來許多典籍、書籍和文化知識,同時他們著書立說,形成了許多學術成果。敦煌人侯瑾,是東漢著名的文史學者,被列入《后漢書》《文苑傳》中。他少年時期寫的《述志詩》表達了他遠大的志向和抱負。他崇尚氣節,潔身自好,不愿與東漢的黑暗勢力同流合污,拒絕征招出仕,憤筆寫了一篇《矯世論》,揭露朝廷的腐敗與黑暗。他的《應賓難》表達了自己與世不合的高尚志趣和憤懣無奈的悲涼心情。侯瑾還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家,他將東漢光武帝至沖帝間的史事寫成了《漢皇德紀》,共三十篇。這部書很長時間在河西地區抄傳,在《隋書》、兩《唐書》的經籍、藝文志都有著錄。史學家班固的父親班彪,在三輔動亂時先避居天水。他為隗囂撰寫的給光武帝的表章,深得光武帝贊賞;后因與隗囂政見不合,又到了河西,給竇融出謀劃策。瓜州人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將原來45萬言的《牟氏章句》,刪節成為言簡意賅的9萬言,著《尚書記難》30萬言”。著名農學家汜勝之,又名汜勝,山東曹縣人,晚年定居敦煌。西漢成帝時官至議郎,奉命指導長安附近農業生產,他所著《汜勝之書》已經散佚。從北朝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和《太平御覽》等書中可知,《汜勝之書》記載著西北干旱地區農民在開荒和抗旱過程中總結出一種高產栽培方法——分畦分區種植的“區田法”,以及“雪汁拌種法”和積草壓綠肥等農業科學技術。《汜勝之書》總結了農業生產的六個基本環節的理論和技術問題,把整個農作物栽培過程,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加以研究,指出“趣時(及時耕作)、和土(土地的利用和改良)、務糞(施肥)、保澤(保墑灌溉)、早鋤(及時中耕鋤草)、早獲(及時收獲)”這六個不可分割的基本環節,并作了具體闡述。書中還在前人分期施用基肥、追肥等技術的基礎上,總結出施用種肥的方法棗“溲種法”。它在種子外面裹上一層以蠶矢、羊糞為主要原料的糞殼,這樣幼苗可以及時取得足夠的養料,使根系迅速生長,幼苗得到良好的發育。書中還總結了禾(谷子)、黍、麥、豆、麻和桑等十多種作物的栽培方法。對指導當時農業生產,發展本地經濟起了很大作用。

繪畫書法  肅北縣的馬鬃山一帶、野馬山北麓和嘉峪關的黑山湖一帶,遺留下大量的巖刻畫遺址。巖畫以磨刻、敲鑿、線刻的方法作于光潔的巖壁或巨石上。這些畫面上的人物和動物形象都是用工具敲打出來的。其中大部分內容為射獵、放牧、練武、乘馬作戰等場面。巖刻畫中的動物形象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駱駝、象、虎等。據文物工作者考證,這些巖刻畫是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游牧民族的作品。巖畫題材廣泛,內容豐富,粗獷質樸,寫實性強,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1956年,酒泉下河清農場發掘出東漢采桑圖和百鵝圖兩塊畫像磚。在酒泉下河清四壩河兩岸的墓葬中,發現羊群、羌人射箭圖、三人讀書圖三塊畫像磚。酒泉野豬溝漢墓群發現新莽時期的殘破彩繪陶壺一個。酒泉石廟子灘一帶的漢墓群中壁畫磚內容更為豐富,多為一磚一畫。其中有女主人宴飲圖、男主人食肉圖、二人抬酒圖、耕作圖、犁地圖、撒種磨地圖、牛車圖、馬拉籽車圖、牧羊圖、二驢交配圖。這些美術作品風格獨特、線條流暢、畫風粗獷、獨具特色。

敦煌郡淵泉縣書法家張芝,書法精勁絕妙,行隸見長,最善草書,時稱 “草圣”。其書體一筆到底,連綴不斷,氣脈相遇,好比驚蛇入草,飛鳥入林,古人謂之“一筆飛白”。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推崇說:“漢魏書跡,獨鐘(繇)張(芝)兩家”,張芝的書跡保存在《淳化閣帖》里的有五帖,其中《秋涼平善帖》可謂張草典范,世人視為珍寶。張芝著有《筆心論》,今已遺失。張芝的兄弟張昶,也善草書,又極工八分書(漢隸的別稱),時人稱為“亞圣”,有《西岳華山堂闕碑銘》傳世。 

漢 簡  酒泉地區以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保存了大量的漢代簡牘。這里氣候干燥,人煙稀少,所以兩千多年前遺留的漢簡至今依然完好,字跡清晰。這批漢簡真實地記錄了從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至東漢永初五年(111年)的軍事、政治、經濟、民族及社會生活狀況。它是當時社會狀況的實錄,特別是出土的邊塞屯戍文書,對當時邊塞吏卒工作、生活作了直觀的紀錄。漢簡與殷墟甲骨、敦煌文書和清朝內閣檔案并列為20世紀的四大考古奇跡,構成酒泉文化的一大特色。

敦煌漢簡  在敦煌市、玉門市和肅州區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統稱敦煌漢簡。時間約自漢武帝末年(前1世紀)至東漢中期(1世紀),其中以西漢中、晚期及東漢早期簡居多。

 敦煌漢簡總數約2300余枚,為七次發掘采集所獲,包括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漢代烽燧遺址獲簡700余枚,民國2年~民國4年(1913~1915年)在敦煌縣、酒泉縣西北漢代烽燧遺址獲簡160余枚,這兩批簡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民國33年(1944年),夏鼐在敦煌縣小方盤城等地漢代遺址獲簡48枚,現藏我國臺灣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從民間收集到17枚, 現藏敦煌研究院。1977年,嘉峪關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門市花海漢代烽燧遺址獲簡91枚。1979年,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縣文化館在敦煌縣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獲簡1217枚,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1年,敦煌縣文化館在敦煌縣酥油土漢代烽燧遺址獲簡76枚。

 敦煌漢簡的形制大致與居延漢簡相同,主要有簡、牘、觚、楬、封檢等。敦煌漢簡中官、私文書居多。官文書有詔書律令、司法文書、品約、符、傳、例行公文及各式簿籍,私文書有買賣契約、書信等。詔書以玉門花海出土的遺詔字數最多,全文共133字,抄在一件木觚上(同一件木觚還有其他簡文79字),內容完整,未見于史籍。律令有捕律、“擊匈奴降者令”等。捕律涉及對放棄亭守、投降、殺降者的處分,“擊匈奴降者令”涉及斬首捕虜論功拜爵賜金錢的具體規定。司法文書如“言律曰畜產相賊殺,參分賞,和。令少仲出錢三千及死馬骨肉付循請平”,引用適用法律并明確論決結果。品約有守御器品和烽火品約。守御器品是關于配置防御器具品種、數量的規定,今見如“郡、都尉、侯障、亭燧守御器品”。烽火品約是關于燔舉烽火信號的具體規定,今見如“敦煌郡烽火品約”等。例行公文包含下行、平行、上行公文,今見如“十二月癸丑大煎都候丞罷軍別治富昌燧,謂部士吏寫移書到,實籍吏出入關人畜車兵器物如官書,會正月三日,須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例行公文有特定的體式。常見簿籍有吏卒名籍、出入關致籍、兵簿、守御器簿、廩食簿、日跡簿等。官文書中還有文書處理過程中形成的封檢題署、郵遞記錄等。這些文書有許多在當時無疑已轉化為檔案。 

 敦煌漢簡中還有《蒼頡篇》、《急就篇》、《力牧》、《九九術》、歷譜、醫藥方及有關相善劍刀、相馬的書。歷譜中保存較好的有兩漢元康三年(前63年)和神爵三年(前59年)的歷譜。 

  敦煌漢簡的內容多與屯戍有關。近代學者王國維曾根據簡文的記載恢復當時的烽燧系列,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近年出土的漢簡又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敦煌酥油土簡文“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過倫謂平望、破胡、吞胡、萬歲侯官寫重案侯官亭燧”,表明敦煌中部都尉下屬四個侯官的名稱和系列。敦煌馬圈灣簡文“玉門部士吏五人、侯長七人、侯史八人、燧長廿九人、侯令史三人”,提供了玉門侯官掾屬的稱謂與人數。關于出入關門的簡文為探討玉門關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新的線索。另有許多簡文記載當時與西域的往來,所見國名有“車師”、“焉耆”、“烏孫”、“尉犁”、“鄯善”、“卑陸”等。敦煌漢簡的內容也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契約簡“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馮時賣橐絡六枚楊卿所,約至八月十日與時小麥七石六斗,過月十五日,以日斗計,蓋卿任”,反映當時的借貸關系。懸泉漢簡和馬圈灣漢簡是敦煌漢簡中比較重要的兩批。 

 懸泉漢簡于1990~1992年間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側1.5公里處的戈壁荒漠中發掘出土,共2萬多枚。是繼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兩次居延漢簡之后又一次重大發現。懸泉漢簡的內容十分豐富,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爰書、薄籍、符、傳、歷譜、術數、字書、醫方以及一些古籍殘篇,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冊子40余個。

 懸泉漢簡中保留了大量的郵驛資料。懸泉置當時全稱為“敦煌郡效谷懸泉置”,是效谷縣的一處郵驛機構。懸泉置是敦煌郡九所廄置之一。懸泉置有官卒徒御37人(另一簡記載為47人),傳馬40匹左右,傳車少時6乘,多時15乘。分管具體事務的吏員有置丞、置嗇夫、廄嗇夫、倉嗇夫、少內嗇夫、都田嗇夫,置佐、置令史、置史、置司御,廄佐、廚佐、傳舍佐、郵書令史等。分擔具體工作的有置卒、置御、置奴等。敦煌郡除9所廄置外,還有12個驛,近60個亭,東漢時又見石靡郵和懸泉郵。懸泉簡中有一枚木牘詳細記載了河西走廊從蒼松(今古浪)至淵泉的驛置里程,恰與70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簡中的一枚里程簡的內容銜接。

 懸泉簡中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國使者途經懸泉置的有關記錄。這批簡文所涉及的西域國家有:樓蘭(鄯善)、且末、小宛、精絕、扜彌、渠勒、于闐、蒲犁、皮山、大宛、莎車、疏勒、烏孫、姑墨、溫宿、龜茲、侖頭、烏壘、渠犁、危須、焉耆、狐胡、山國、車師等24國。此外,懸泉簡中還保留了西域都護以外中亞國家與漢朝的來往情況。

 懸泉置遺址出土了近百枚關于羌人活動和羌漢關系的簡牘。懸泉遺址中還出土了一個歸義羌人的完整冊子和散簡數枚,反映了活動在河西的羌人部落及其與中央政權的關系。各歸義羌人由“王”統治,同甘青地區出土的“漢羌王印”、“ 歸義羌侯印”一樣,是漢朝對羌人實行羈縻政策(以本族人為首領,接受漢朝管轄的政策)的明證。羌人常受到朝廷和漢族官吏的壓迫,懸泉簡中常見羌人被充作奴婢的記載。神爵二年(前60年),羌人反叛,朝廷派趙充國和辛武賢調兵鎮壓,這在懸泉簡中亦有具體反映。

 懸泉漢簡雖以郵驛資料見長,但鑒于當時郵驛機構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以及社會等方面的綜合功能,簡文內容又廣泛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簡中有33位敦煌太守及其具體活動的記載和敦煌太守及其屬吏除補升轉的記載,還有市場物價的詳細記載,豐富的律令文書,罪徒流徙材料,戍卒名籍等。

 在科學文化方面,簡中有歷譜、醫方、日書以及一些古籍殘篇。還有反映書法藝術、文書格式以及服飾、飲食、兵器、車具、馬匹等方面的材料。 

 馬圈灣漢簡于1979年敦煌市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共1538枚,記載有關出入玉門關、玉門關侯及其管轄范圍和屯兵、屯田活動等情況。其他遺物300余件,有糧食、麻紙、毛筆、石硯、絲織殘片、毛織殘片、絲綿、麻布、麻鞋、竹編織器、漆器、木器、骨器、鐵器、銅器、五銖錢等。據分析,此遺址為西漢玉門侯官治所。簡牘字體包括隸、草、行三種書體。書記簡為章草,文字婉轉自如,流暢奔放,有大家風度。

居延漢簡  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沿弱水兩岸,北起宗間阿瑪,南至毛目(今金塔縣鼎新)約250公里之間以及在布肯托尼與博羅松治約60公里之間,發現有漢代的塞墻和障堡亭燧,其間共有三段塞墻、39個烽臺、兩個城和四個障,在這些遺址中獲得10200枚漢簡。其中在金塔縣肩水金關遺址共出土850枚,年號集中于公元前82年至公元前4年,同時出土的還有木、竹、角、陶、鐵、蘆葦、葫蘆皮革、貨幣、織物等。大灣城遺址出土1500枚,集中于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2年,最晚的是公元11年,屬昭帝至王莽時期。有很多“口馬田官”的記載、田卒名籍、牛籍以及衣物簿等。此次發掘的漢簡稱為舊簡。

1972年至1974年秋,甘肅居延考古隊對破城子、肩水金關、第四燧三處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共獲得漢簡2萬余枚。其中在肩水金關出土簡牘11577枚,實物1311件。出土的實物有貨幣、殘刀劍、箭、鏃、 表、轉射、積薪、鐵工具、鐵農具、竹木器械、各類陶器、木器、竹器、漆器、絲麻、毛、衣服、鞋、帽、魚網、網梭以及小麥、大麥、糜、谷、青稞、麻籽等,還有啟信、印章、封泥、筆、硯、尺、木板畫和麻紙等。1986年,又對地灣城進行發掘。共出土漢簡約2000枚。這些簡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24年,屬昭帝至王莽時期。同時出土的器物有木器、竹器、葦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鐵器、銅器、皮革和織物等。1972年以來發掘的漢簡稱為新簡。

居延漢簡內容涉及面廣。政治方面的有養老制度、撫恤制度、官吏任用制度等內容;經濟方面有屯田組織、農事系統、屯墾勞力、田倉儲運、田卒生活等;軍事方面有西北邊塞烽燧亭鄣的文書檔案;科技文化方面有九九表和天文歷法、文書檔案制度等內容。居延漢簡記錄了漢代居延地區的屯戍活動,保留了漢代社會歷史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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